斯塔内

影片的核心视角人物，一位六十岁的克罗地亚农民。他沉默寡言，但双手的厚茧和永不熄灭的烟草显示了他与土地的血肉联系。当儿子被征召后，他表面上保持冷静，实则每个清晨都会去谷仓检查藏好的猎枪——那是他最后的反抗工具。他的性格转变极具层次感：从拒绝任何暴力（早年曾救过一个落水的塞族小孩）到最终在废墟下用铁锹砸死一个试图强暴女儿的民兵，这并非简单的黑化，而是环境逼迫下人性的扭曲。导演通过他反复修补篱笆的镜头寓言：再牢固的界限也抵御不了战火。伊万代表的是那些被历史裹挟却从不发声的底层民众，他的沉默本身就是最震耳欲聋的控诉。演员索宾赋予了这个角色一种厚重的悲剧感，甚至在他最暴力的时刻，观众仍能看到他眼里的惊惶与泪水。

塞尔维亚族小学教师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，在战前曾与伊万家关系密切，两家孩子常常一起玩耍。她的矛盾在于：她的丈夫是塞族武装的中层指挥官，而她本人却私下为克罗地亚伤兵提供药品。她被迫在教堂的圣母像后藏匿了一个克族婴儿，这一行为几乎是自毁式的——一旦被发现，她和孩子都会被处决。她的内心戏主要通过两种道具呈现：眼镜（戴上时是理性的教育者，摘下时是脆弱的母亲）和一本烧掉一半的日记本。她反复在日记中写道‘我教孩子们拼写的时候，用的是哪国语言？’，这一细节直指身份政治的困境。斯托扬诺维奇的表演细腻到呼吸的节奏都随着战场炮声而变化，当她终于得知丈夫死于克族军队的报复时，她没有嚎哭，而是将头轻轻靠在墙上，仿佛那堵墙是她唯一能依靠的物证。

混血青年，父亲是克罗地亚人，母亲是塞尔维亚人，因此成为小镇上最受怀疑的人。他试图通过中立来保护自己，但双方武装都逼迫他选择立场。他的悲剧在于，他越是试图证明自己的忠诚，就越被双方视为间谍。马可的戏份不多，但每次出现都像一只被围猎的动物，眼神闪烁，膝盖微曲，随时准备逃跑。导演用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镜头表现他的身份迷失：他站在两军对峙的无人区中，从背包里拿出父母的两张照片，一张正面朝上，一张正面朝下，最后把两张照片面对面贴在胸口。他的死亡（被流弹击中）几乎没有声音处理，广场上只有风吹过无人认领的收音机，里面反复播放着战前一首三族合唱的老歌。马可是战争对‘个体权利’彻底否定的具象化身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问号——当血缘和国籍相互撕裂时，人究竟属于哪里？